「以巴弗」是母親生我時給我取的名字。此名原是西元一世紀在歌羅西（今土耳其境內）教會中的一位基督徒，曾與保羅同坐監，在監牢中為教會迫切地禱告神。自我入監後，就特別喜歡用這個名字，希望我也能在中國做好一個以巴弗。1964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進了監獄，入獄以來，一直被評為「反改造」。1967年2月我在天津被判無期徒刑時，想到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為我受的苦杯，那是死刑啊！而我只是無期徒刑，這是主的恩典！1964年進監時，我三十八歲，出監是1987年，共二十三年。
我原本在學校教物理，忙得不得了，完全沒時間可以傳福音，但自從我被下放到農村、到工廠時，情況就不一樣了，閒暇時間較多，當人問起，我就源源本本地把知道的福音說出來。多少次領導找我談話，告訴我：「這麼做是憲法不許可的，憲法中規定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只是在思想上自由而不是在行動上表現的；傳福音只能在禮拜堂，其它地方是社會主義的陣營……。」其實，有什麼禮拜堂裡可以傳福音啊？禮拜堂都已經成了「三自」，他們連傳道人都不能傳福音，否則下放勞動。再說，禮拜堂裡所傳的信息也不純正了，講的不是聖經的真理，而是傳達黨的政策、為政治服務。
「反右」動員時期，黨裡面有個號召：「下放到農村教育，下放到工廠教育。」當時學校裡許多人反應熱烈，報名踴躍，表態度、表決心，差不多每個老師都寫。我問主該怎麼做，就想起高中畢業時，主曾呼召我，要我撇下一切背十字架跟隨主的經歷。這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呼召，如果不跟隨，就不配做主的門徒。於是，我去報名了。全校只有兩個名額，卻有很多人爭取。學校審核之後，批准了兩個名單，一個是我，一個是女衛生員。
這位女衛生員表現得非常積極，寫信說：「親愛的黨，您要我往哪裡去，我就往哪裡去！」我們兩個人被批准的時候，還用金色的字寫我們的名，可是非常光榮的，大家都敲鑼打鼓，甚至到實驗室向我賀喜。但是那位女衛生員不見了，學校也找不到她。後來我才明白大家的熱情是假的，她也是為了不讓人看出「落後」，才寫了許多好聽的話，然而心裡卻是害怕，所以公佈名字之後就逃跑了。剩下我一個人，高高興興地「下放」，但是我的愛人（妻子）哭了，我勸她別哭，因為我們是屬於主的人，不論在學校或在農村都能為主工作。開歡送大會時，教育局領導、校長、黨書記等一個一個講話，然後輪到我致詞，我當著所有人的面說：「被批准到農村勞動半年，我是非常樂意的，因為我是靠著神的恩典下去勞動的……。」他們的臉色都變得很難看，跟我說：「你這人怎麼不識抬舉、不識相，在這樣的大會還提『神』！」
其實學校批准我去，就是因為我是基督徒。他們認為在大學教書的人應該很理性，更何況我教的是物理，但為何每次吃飯都得禱告？一休息就捧著聖經來讀？因為我們學校在城郊，星期天得義務勞動──幫忙割大白菜。我告訴校長：「我是基督徒，只能割半天，得請半天的假去聚會。」我不去「三自」聚會，是在家裡和妻子二個人聚會。因主說凡有兩、三個人奉主的名聚會，主就在他們中間。校長雖然為難，但還是允許了。但在他們的心裡，卻認為我不夠理性，是「壞分子」，希望藉由勞動來改變我的世界觀，說不是神創造世界，而是人的勞動創造世界，要把我「錯誤的宗教迷信」改變過來。因為教師可是「靈魂工程師」啊！
半年以後，表現積極的被調回學校，再半年，所有第一批下放的教師全都調回去了，只剩下我。領導對我說：「你樣樣都好，吃苦的精神有時候還勝過共產黨員，勞動積極，政治工作和宣傳工作也都做得好，就是這個傳福音有問題！沒能達到黨的要求，這不是小問題。」一年半後的暑假，又是「思想總結」的時候，我又得寫報告。突然一天大隊長來找我談話，他說：「我們現在對你有個要求，什麼世界觀，現在不提了，只要你把這一年半的時間裡，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和哪些人講了哪些話，寫下來交給我。」我對大隊長說：「基督徒把知道的告訴人，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我是光明正大的，並沒有在暗裡做什麼事啊！」他說：「既是光明正大的，為何不能寫？」我當時怔住了，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我們當存溫柔的心回答別人，但光明正大的是否應該寫下來交給別人？我說：「大隊長，我碰到新問題，我不明白神的旨意，基督徒的作為是光明正大的，但能不能寫下來交給你？我就不確定了。讓我用半天時間好好禱告，等我明白神的旨意後，再告訴你。」大隊長一聽，要請半天假禱告？馬上說：「不行！」「大隊長，若不行的話，我不能回答你。」大隊長抓了抓頭說：「這樣，你不要回到住的地方去，你就在這裡禱告吧。」「行啊，神在哪裡都聽禱告的。」於是大隊長很高興地認為問題解決了。
他們當然會憑我寫的材料，加以補充，再一件一件地批鬥。我對神說：「求主引導、指示我，使我明白你的旨意，不要讓我走錯路。」感謝主，每次在緊要關頭，主真肯聽禱告，一點也不耽誤時間，主當時就開了我的眼睛，回想主釘十架的過程，從被審判到被釘……一幕幕好像電影般浮現眼前。當主被審問時，耶穌一句話也沒有說，許多人告他，他都不為自己解釋申辯。主再次讓我看到他的榜樣，他在彼拉多面前不是自我辯護，乃是作見證的話。這時，我的心裡立刻明亮了，主這麼做，我也這麼做！主也讓我看到一些聖經節，真是一幕幕地活化在我眼前，使我明白該怎麼做。我高興地讚美神，邁步去找大隊長了。他說：「哦！這麼有效，不過十多分鐘而已，還以為需要幾個鐘頭呢。怎麼樣啊？」我回覆他：「大隊長，我已經清楚神的旨意了。我一句也不會寫。」他的臉馬上拉長的問：「為什麼？」「因為我的主就是這樣做的。」他氣的不得了，又拿我沒輒，就大罵了起來。結果鬥爭會沒開成，他們更加恨我了。而我還是一樣，人家不問我，我不會講什麼，人家若問我什麼，我就講福音。彼得前書三章十五節說：「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這既是每個基督徒應該做的事，我又沒有被神差派去哪裡向誰傳，但若人問我，我還閉口不傳就太對不起主。
「大躍進」時期，整天幹活的中間，我用談話的方式也用辯論的方式和人談福音，領導總是警告：「不許可！」我回說：「憲法有許可，憲法是人民定的，共產黨的領導在憲法之下，所以到底是人民大、黨大還是神大？怎麼恐嚇我都不能聽你的話，難道你比神還大？何況人家已經問到我，我怎能明知道人將因罪的緣故滅亡，惟有靠主耶穌的救恩才能得救贖進神的國時，還閉口不言呢！？」
上面怕我一旦調回學校恢復教職，會傳福音給學生，影響他們，所以調我到實驗室，做個研究員，讓我沒有人可以傳福音。我在裡面讀聖經、研究聖經，還寫信給弟兄姐妹鼓勵他們，不論在各種情況下都要因主堅強。我認為這是主給我開的另一種事奉途徑，透過寫信接觸其他人、與他們交通。後來這事給上頭知道，他們認為我在「爭奪青年」，這可不得了！校長來同我談，我就向他傳福音，說：「這個世界要滅亡，天國要降臨，主耶穌要第二次再來……。」他聽了之後，覺得「這人的思想真是反動啊！」雖然我沒有做得太突出，但慢慢信寫得多了，接觸的教員和學生也多，就有人寫信到公安局告我，注意我，調查我。
1964年7月底的一天，我被傳訊、抄家，坐上吉普車被公安帶走，這是我一生道路的分水嶺。在這以前，我是個公民，也算是自由人吧，他們只能對我採取說服和再教育的方法，不能強制我，然而在這以後，我成了犯人，和他們是「敵我」關係，不再是站在平等關係上了。在人的手裡，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了。但我心裡很平安，因為主認為我配得受這羞辱，走這條路。他們到我家裡之前，神已先給了些啟示，我知道誰是出賣弟兄的人。神在我心中問：「你願為主受羞辱嗎？」我回答主說：「主啊！我願配得為你受羞辱。」我認為主有安排，所以還沒進監以前，我就做好準備。不論身為教師、實驗室的實驗員，或是關監的犯人，只要有人向我問起信仰、宗教的問題，我一定毫無顧忌地傳講福音，把這些機會當作是神賜給我的任務。
「難道你不知道黨裡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嗎？」因為我閉口不答，他們就說：「原來只是傳訊你，不需要下監的，但現在你抗拒，一句話都不肯說，那就不客氣，事情可不那麼簡單了。」「褲帶解下來！眼鏡拿下來！」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抄走，連身邊一本小聖經也被抄走。最後進了監獄。
他們說從來沒有碰到像我這樣「抗拒」的人。第一個月就進行了八次審問！其中一次對我很關心、很客氣，一點兒不兇地問我：「你吃得怎麼樣？眼睛會不會不方便？」我回答：「沒有眼鏡當然不方便了。」「我們可以把眼鏡還給你啊……」說到後來，還是要我交代清楚，一提到「交代」，我什麼也不說。第三次審問可就兇的不得了，拍桌子威脅我：「反動分子的頭子！這是很大的罪名！」我就由著他說、聽他罵。末了，他仍套不出一句話。
第四次審問時，主持的一審員站起來，說：「我們共產黨是怎樣講究統一戰線、是怎樣尊重各個民族黨派，大家唇齒共依、肝膽相照，我們的政策多麼好……」他一面講一面向我靠近，到了我跟前，話鋒一轉：「既然共產黨這樣講自由，對你們這麼好，你們怎麼強迫別人信教呢！」這時，主給我智慧，我就回答他：「我什麼時強迫別人信教呢？人問到我，我就把知道的告訴他，難道這是強迫人信主嗎？剛解放的時候（1949），我在上海教書，那時政府要我們學習馬列主義，學習社會發展史，我雖然是基督徒，但仍然認真地學習，從來沒有認為被「強迫」學習；我學習是我自己願意的事情，不能說黨「強迫」我信馬列主義。而傳福音是我應該做的事，有人問，我就告訴他，他信不信是他自己的事，怎麼說我強迫人信耶穌呢？」當場，一個年輕的審問員笑了出來，主審員也楞住了說不出話。旁邊有位較年長的官員，生氣地對我說：「你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對抗拒共產黨！」
第七次和第八次的審問是連續的，說來說去，我始終一樣。他們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上面有五個政策原則的問題，「你不說話沒關係，把這五個問題一項一項寫下來，再交給我。」回到監房裡，我一面禱告一面寫，心中很清楚，下監不是他們給我的，是神用他們的手而已，因為主有任務給我，要我為祂作見證。過去，我是站在一個公民、一個教師的地位上作見證，現在則是一個犯人的地位，我更要為主作見證。其中一題提到：「共產黨對宗教是採取尊重和自由的政策」，我就大膽地寫道：「這只是表面的，實際上是鎮壓。我今天進到監獄裡面，就證明了信仰究竟是自不自由！王明道、倪柝聲等，還有一般的弟兄姐妹都因信仰的緣故被下到監裡。倪柝聲被當作『反革命分子』，被稱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許多教會長老和執事被逮捕……。所謂的『信仰自由』就是這麼回事。」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五個問題：「中國教會發動的『三自愛國運動』，你有何認識？」我當然有所認識。從聖經真理教導的角度看，「三自」是假招牌，後面操縱的是共產黨。屬靈教會的頭原本是基督，但「三自」可不是這樣，它表面上是信仰自由，但實際上這「頭」已經換了，不是基督做主，所以這個「身體」怎麼也動不了。這就是拜偶像、拜巴力了。正當我要把看法寫下來的時候，突然覺得不平安！聖靈不讓我寫，「主啊，我是應該這樣寫啊。」但聖靈還是不允許我這樣寫，然後有句聖經節光照我，使我開通了。這經文是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節：「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珍珠丟在豬前，恐怕牠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我平常不太懂這句話的意思，但此時一方面主攔阻我不讓寫，一方面使我領悟：今天我為什麼要回答這問題？神的真理是珍珠、是寶貝，把珍珠給了狗、給了豬，牠們不會知道這些是寶貝，反而用腳把它踩到泥巴裡，咬來咬去。
感謝主的提醒！我就不直接批評了，只把我個人的情況寫下：「我忠於聖經的真理，對於三自的認識，因為聖靈特別攔阻我，叫我不平安、不讓我寫，並且把一節聖經照亮到我心裡，既然神如此指示，所以這個題目我就不正面回答。」我還附上這節經文，並且做一個註解：「聖經中所說的豬和狗，不是指真的豬、真的狗；那是指著人說的。豬、狗都是指那些不把聖物當作聖物的人說的，也就是不把珍珠當寶貝的人。」寫完了，我就交上去。
交上去後，事情大了。連天津市公安局都震動了，「怎麼出了這麼一個反動分子，怎麼敢說這樣的話！」第八次提審我的時候，審問室站滿了人，將近二、三十人！而且都是幹部，不是警察。只有一位坐著的首長，連一審員都站著呢！我一進去，那位坐著的長官就眼睛直瞪著我，恨的我不得了，瞪著我直到我坐下來，其間沒有一個人出一點兒聲響。等我坐下以後，那位長官開口了：「你啊！你啊！真是一個初生牛犢不怕虎啊！落在我們手裡的，不知已經有多少大牧師、大傳道，還沒見過像你這樣的！」他繼續說道：「歷史上，帝國主義怎樣藉著宗教作為跳板侵略中國，使中國成為次殖民地……」等等事件，我一句沒回答，就聽他一直說下去。他明白我不會回答什麼之後，最後只好讓我回監房。
但這件事的確鬧得很大，也成為我被判刑時一件非常重要的「罪行」，他們不僅控告我在外面和青年學生通訊等「罪行」，更在判決書中註明：「竟敢罵政府人員是豬、是狗！反革命氣焰囂張到了極點！判無期徒刑！」
「你啊！真是一個初生牛犢不怕虎！」事後我回想他說的這句話，假如有兩隻虎，一隻是非常大的大老虎，一隻是很小的小老虎，而且這兩隻虎都不要我的命，彼此也不爭鬥，那麼這兩隻虎我都怕，既怕大老虎也怕小老虎。但假如有一天這隻小老虎和大老虎鬧矛盾了，甚至要打架了，那我只怕大老虎而不怕小老虎。這個大老虎就是神，是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敬畏的；小老虎是政府、是黨，是神在地上設立的掌權者，是神把一些事情交給小老虎管的。假如它的命令、要求、制度與神的話、神的命令沒有衝突，不反對神，那麼我們都當服從。但假如神要我們傳福音，它不讓傳；神要我們服事主與弟兄姐妹有交通，它也不讓；神要我們說什麼話，它卻認為你猖狂；當大老虎和小老虎起矛盾的時候，小老虎根本不是我們要怕的，真正要怕的乃是大老虎！
「落在我們手裡已經有多少大牧師、大傳道，還沒見過像你這樣的！」我想到神忠心的僕人王明道先生，他作了很好的見證。雖然頭一次他被捕後在監裡吃了很大的苦頭、折磨，到後來受不了，政府因他不參加「三自」而要他寫檢討，他只好寫了。他一心想的就是能看到過去的弟兄姐妹，知道他們怎樣了？哪怕見一面也好。若要看望，得被放出去才能看啊！「放出去，當然可以！只要好好寫檢討、替政府工作，出去動員號召那些不肯加入三自的，那就可以放你出去。」很難過的一件事情，王明道這時也軟弱了。結果上頭用王明道的口氣寫了五千字，但不是王明道要寫的東西，叫他簽字。這事一下子全國的「三自教會」都知道了。我那時正在上海，大約是1955到1956年的事。他被放出來，但他知道做錯了，心裡很難過，看到弟兄姐妹時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好像彼得三次不認主一樣，神也憐憫了他。後來王明道再入監就很剛強，一直到死還是很剛強。
我不是大牧師、大傳道，我以前曾經二次想奉獻做傳道人，卻都被神攔阻，祂只要我做個普通基督徒。今天，主讓我進了監，到底有什麼事要託付我呢？在監獄裡，一個犯人的地位，我仍有責任做好見證，而且做到底，這是以後主讓我明白的。
堅持不加入「三自」
對於解放後吳耀宗等人所發起的「三自運動」，表面上裝作只是一些「基督教界的愛國人士」自己發起，但實際是黨在領導的。守真堂的姜弟兄（他不要別人稱他姜牧師）並未自發地加入，只因「靈工團」（由上海許多自立教會所組織的）決定參加「三自」，所以守真堂作為「靈工團」的一員，也就「算是」參加了「三自」。對這件事，姜弟兄雖沒有抵制「靈工團」，但卻是很不積極地跟著「三自」走，只採取敷衍、應付的態度。但不論是積極或消極的加入「三自」，都難免烙下一種明顯的記號。
守真堂參加「三自」最明顯的記號就是按照「三自」的佈置，在禮拜堂講台後方的牆上，高高地釘上了一面五星國旗。「三自」這麼規定的理由是：美國有些教會內掛了美國國旗，所以教會應該也要有國家標誌。奇怪！樣樣與「美帝國主義」割斷關係和影響的中國，怎麼這會兒「三自」倒要學習「美帝國主義」的榜樣來了？其實，學習美國教會的作法是假的，想要置教會於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之下才是真的。
無奈的一根刺
我與姜弟兄和守真堂的其他弟兄姊妹，在維護主的真道上，仍同心禱告、事奉，肢體之間很相顧相愛，似乎感覺不到「三自」的存在和影響，然而，我卻覺得有一根刺，扎在心靈裡隱隱地痛著，這刺就是那面高高掛在牆上的五星國旗。
想到舊約以色列人經常悖逆主，隨同周圍的外邦人風俗去敬拜有形有體的偶像、假神，更可惡的是以色列君王、官員和老百姓們，還把偶像搬到神的聖殿中，污穢了聖殿，他們一邊敬拜神、一邊又拜著偶像，惹了神極大的怒氣。我過去看到這些經文時，常感到很奇怪，難道以色列人從上至下都無人發覺這個現象？神最憎惡的就是人崇拜偶像，而他們竟沒有人動手把偶像砍下來、搬出去、燒掉它？！回過頭想想自己，不也如此嗎？明明看見國旗偶像放在神的聖殿中，神的子民在偶像下面敬拜神，我也在偶像底下事奉父神，但是我卻不敢把這個偶像拿下來，清除出去以消滅神的怒氣。在守真堂事奉主的這幾年，這根刺老是扎在我的心裡，我卻對此無奈、也無所作為。
二個立場的矛盾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姜弟兄對「三自」的態度有了轉變，他愈來愈感到教會和主的聖工（包括自己的前途）想要在新中國存在並發展下去，就非走「三自」的路不可！否則，教會只能自取消滅。他說這樣的話，好像連教會的元首主基督也無法保護祂自己教會似的，以致於連主基督都只好跟著地上政權走，那麼，十字架通向復活的道路豈不落空？他之所以轉變，其中不無受到我們神學院中最受尊敬的楊紹唐老師及一些神學院的同學走錯路的影響。從此，姜對「三自」認真積極起來了，而且勁頭十足，連講道的調子也變了。往後，我與他共同事奉中的矛盾也愈發增大、愈發尖銳起來；我的領詩和禱告，與他講的道不能配合，眾弟兄姊妹也有所察覺。
動員批判王明道
1955年8月，在中國有名望而且是神重用的僕人王明道，他不但不肯參加「三自」，並且公開指責「三自」，因此被捕入獄。「三自」立即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動員全國各教會開辦「批判反革命分子王明道的罪行」的討論會。守真堂雖然很不積極，去的人數只十人左右，但終究是有人在那裡「批判」主的僕人，與神對立了。
記得那次批判會是周五下午。次日，我十分沈痛的在青年聚會中，嚴肅地責備這件事，怎麼連守真堂也盲目地跟著世界走？我向他們指出：米利暗和亞倫也曾恣意批判毀謗神重用的僕人摩西，神就發怒斥責並懲治他們二人。米利暗和亞倫本身也是事奉神的人，神尚且不饒，何況是「守真堂的弟兄姊妹」對神忠心的僕人王明道的毀謗！
我講完後，姜弟兄趕緊為昨日下午的批判作了許多解釋。此後，姜弟兄想了幾個辦法，勸我改變對「三自」不妥協的態度，他自己勸不動，就託長執對我做「思想工作」，不成；又寫信給我母親和三哥，請他們來規勸我，還是不成。
大團結或大雜燴
一次，「三自」取得眾多宗派教會的加入後，在上海召開了一個盛大的「團結聯合大會」。請注意，他們所謂「大團結」、「大聯合」的根基，並不是主基督和真道，而是「愛國」、「順服黨的領導」，這才是「大團結」、「大聯合」的基礎。若不能分辨這事的實質，人就上了撒旦的大當！姜弟兄和幾位執事都勸我去參加這個大會，說：「你即使不肯參加『三自』也不要緊，只要去聽一聽、看一看這大會是個什麼樣子，也好呀！」我謝了他們的好意和熱情，仍拒絕去「聽一聽，看一看」。
失去親愛的肢體
最後，姜弟兄叫我過去代課時的一位學生，特意遠道來訪勸我，我一聽出他要我參加「三自」的語意，立即請他回去。至此，姜弟兄對我完全失望了，就要我放下守真堂的執事職分和事奉，表示不再歡迎我待在守真堂。我非常難過，又一次失去了所親愛、熟悉的弟兄姊妹們，孤獨一人。但是我寧願失去所親愛的弟兄姊妹，也不願意失去主、得罪主；我寧願形單影隻緊靠主身邊，跟著主一起走這條十字架的窄路，並且跟到底！
不沾染「本質改造」的污穢
在黨和政府看來，未判刑的公民也要「改造」，屬於「自覺改造」的性質；而被判刑的犯人更得改造，卻是「強制改造」。公民被改造的內容著重在「世界觀」；犯人被改造的內容主要針對「犯罪本質」，但實際上也是改造「世界觀」。那麼，我的「犯罪本質」是什麼呢？就是：聽主的話，遵行神的旨意，在任何事上都把主放在第一位，做好一個基督徒該做的見證，因而沒有全部聽黨的話，沒按照黨和政府的要求去做，不把地上的掌權者放在第一位，不在違背神的事上跟著黨走。正因為我堅持了前者，而導致犯了後者認定的「罪行」。
為了不沾染到這種「本質改造」的污穢，主指引我在監中的具體作法是：一，對於上頭召開的大會和動員報告等等，只聽不說，我只在主的光中衡量，不表態、不寫決心書或保證書；二，監獄領導對我做思想工作時，基本上不回答他，也不向政府提什麼要求；三，要集體學習毛主席著作或報紙時事、政治法律時，我只自己看，不發言、不朗讀、不談心得體會；四，在「學習」後的考試卷上，除了姓名之外不寫其它任何字，每次考試都是交白卷、得零分；五，拒寫半年一次的「改造小結」和每年的「改造總結」；六，不唱革命歌曲；七，要舉拳喊「毛主席萬歲」或「萬壽無疆」時，我是既不舉拳也不呼喊，因為這種口號意味著把毛主席當神敬拜。
我絕不能在這些所謂「犯罪本質」的改造措施上，不知不覺、稀里糊塗地沾染到一點點污穢。這許多「不」，是我在關押期間，主逐步地光照、引領我做出的回應，因而更加明白主的心意。學習《毛語錄》時，我就用聖經的話來照亮《毛語錄》，例如毛主席說：「打仗要有理、有利、有節，就是說打仗要有理，要能判斷是否對自己有利的情勢，並且要能有所節制，這樣才能把仗打好。」我就想：這話用在傳福音的事上也有所啟發，在周遭都是犯人的環境中，該如何傳福音才最有果效呢？每天上各種學習課時，根本不理會他們講什麼，我腦子裡總是開小差──背詩篇、思想神的話，心中真是感到飽足與恩典。多年堅持了這些「不」，使我成了勞改隊裡有名的「反改造分子」。
守住「紅豆田」
大衛王的手下有好些出名的戰士，其中特別的有三十位，最厲害的有三位，他們打仗的事蹟寫在聖經上。其中一個事蹟就是：以色列與非利士人作戰時，以色列潰敗，有一位勇士站在一個很好的位置上──長滿紅豆子的田，他認定這塊紅豆田必須守住，別人的既顧不了，就守好自己的地方。於是「沙瑪站在那田間擊殺非利士人，救護了那田，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大獲全勝。」（撒下23:11-12）我不禁自問：我有沒有自己的「紅豆田」要守呢？以色列人守住了這塊「紅豆田」，別的陣地也就守住了。所以我的「紅豆田」就是為信仰堅守到底，不隨便妥協，更不向任何威逼利誘屈服！
謝飯的爭戰
他們認為飯不是神給的，而是勞動人民和政府給的，否則哪有飯可吃？不錯，飯是勞動人民辛苦種的，但是神造太陽、空氣和水才使稻米生長的啊！人民勞動的能力又是哪來的呢？貓、狗就不會勞動，只有人才會勞動，所以根本上乃是神給的能力，是神養活我們！對於每一次的謝飯禱告，我不能讓步，如果他們不給吃，我就不吃。要我不感恩就吃飯，我是絕不屈服的，反正神會養活我。
「你故意絕食不吃飯，是抗拒無產階級專政，真是性質嚴重、惡劣！」因為怕我在他們手裡出事，就給我打葡萄糖，這樣不但餓不死，而且還很營養。我想，如果他們因為我要謝飯禱告就不讓我吃，或者用打針、灌奶等辦法強迫我進食的話，我也要大大方方地向神感恩。在獄中長年的爭戰之中，他們對我軟硬兼施，用許多方式整我、折磨我，想盡辦法阻止我禱告，但感謝主，祂幫助我做好這個見證。
調入勞改隊，認識我的隊長都把我當怪人，因為他們問我對所犯罪行該用什麼態度時，我只表示「心悅誠服」的態度，至於後面四個字──「從神領受」和其它的話，我就不對他們說了。隊長們對我的印象差不多都是：「這個犯人，人倒不壞，就是怪，什麼話也不說，什麼事也問不出來，對他的思想工作，很難做。」
擔任獄校教師
入監以來，預審員只准我寫過一封信給妻子，與妻子離婚後，我就和外界完全隔絕了十六年之久。直到1980年局勢稍緩，我三哥去信給報社、公安局、法院、勞改單位等，到處尋找我的下落，終於得知我在寧夏省勞改，就寫了一封信來，我才在十六年後再次與外界通信。三哥千里迢迢從華南來到監獄看望我，獄方允許我們談話半小時。從這次以後，我逐漸能與親友和主內弟兄姊妹通信聯繫，因著主的憐憫和引領，我從1982年開始寫下《主內交通》各文。
由於文革多年的動亂以及鄙棄文化知識的影響，教育是普遍地被漠視，但改革開放後，獄領導開始重視文化教育，因此在1982年，監獄裡各中隊都開辦了「文化學習班」。而我因為原來是物理老師，就被選做數學教員。他們看我教學用心、努力，就在全廠大會上表揚我；後來有幾位教育科長、獄方領導很看重我，把我和某些教員抽調出來，集中歸在獄教育科的直接領導下。除了一些幹部特意來聽我講課，還有政委親訪、看我備課，獄校的幹部們待我是愈來愈好了。
1983年，我大姊試寄一本英文聖經給我，隊長發現是英文書，就給了我。哇！真是寶貝呀，我又能看聖經了！後來大姊試寄中文的舊約串珠聖經，沒想到隊長對我愈來愈寬容，又給了我。1984年至1987年間，我寄出和收進的信件很頻繁，幹部們對我的信件沒有太細看就幫我寄送，尤其是寫給弟兄姐妹的《主內交通》內容往往很多、很長，他們也沒查扣就代寄了。